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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欧元流通20年 | 欧元被美元击败了吗

 

要点

涉足乌克兰危机已经让区感受到了近乎极限的压力,如果再在美国“拱火”之下染指亚太,欧洲“迅速而断然地滑向崩溃”的场景将在所难免。

20年前,12个欧盟国家首次将本国纸币和硬币换为欧元,启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货币兑换过程。目前,在19个欧盟国家有超过 3.4 亿人使用欧元,市场流通的欧元纸币总金额超过1.5万亿欧元,其中约1/3在欧元区以外,世界上其他60个国家和地区的1.75 亿人将欧元作为本币或将本币与欧元挂钩。欧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上第二大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全球跨境贸易支付中有约40%使用欧元支付,全球外汇储备中约20%为欧元,欧盟出口的一半以上使用欧元结算,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一半以上以欧元计价。

欧洲重要人士对欧元意义及其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在今年年初庆祝欧元流通20周年之际,监督本国从德拉克马过渡到欧元的时任希腊总理科斯塔斯·西米蒂斯(Kostas Simitis)表示,欧元“是朝着统一欧洲项目迈出的第一步。在地缘政治大洗牌的时代,这一目标构成了当前的压倒性需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欧元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可持续投资的货币之一,也是欧洲团结的象征,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反映了我们希望生活的世界。我们都为此感到自豪。”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则声称,欧元是全球稳定和稳固的灯塔,“欧洲和欧元已经密不可分,对于年轻的欧洲人而言,几乎不可能想象没有欧元的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对欧元的远大前程也高度期待,指出有必要利用欧元来支持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和引领数字创新的目标。

但欧元发展至今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汇率接连突破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8月一度下跌至1欧元兑0.9899美元。作为美元在全球层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欧元长期贵于美元的态势已被打破。那么,欧元已经失去竞争力,被美元击败了吗?

市场对欧元汇率跌破平价的解释

市场对欧元汇率此番下跌有多种解释。

一是认为这是欧元区同美国的利率差导致的。美联储加息力度比欧央行更强,进入2022年以来,美联储连续4次加息,最后两次都是一次性加息7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由0—0.25%提升至2.25%—2.5%的范围。欧央行在加息问题上比美联储审慎得多,尽管通胀来势汹汹,欧央行在6月9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时,依然坚持三大关键利率“按兵不动”,同时暗示7月将仅加息25个基点。虽然7月欧洲央行最终因“对通胀风险做出了新的评估”宣布加息50个基点,但力度仍无法与美联储相比。

二是归因于俄乌冲突对欧洲增长前景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欧元的弱势主要反映了俄乌冲突长期化背景下各方对欧洲经济显著走弱乃至陷入深度衰退的担心。欧洲在俄乌冲突中受到的影响远大于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乃至天然气断供风险的预期对欧洲工业生产造成严重干扰,一旦发生天然气断供,欧洲将发生深度衰退。考虑到这一风险,由于美元的“安全港”效应,很多投资者会将资本转向美国,从而支持美元并削弱欧元。实际上,美元的“安全港”效应相当显著,今年上半年美元几乎对所有主要货币都升值了。美元在俄乌冲突中战胜欧元,可能是俄乌冲突唯一能够明显且无争议地研判胜负的结局。

三是归结于欧元区内部成员国的危机。7月,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一周内两度前往总统府递交辞呈,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最终接受了德拉吉的辞职,并要求他作为看守内阁总理继续处理政务。德拉吉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执政联盟出现分裂。意大利政府此前公布的一项规模23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计划,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却卡在了参议院,因为德拉吉执政联盟中的关键政党五星运动觉得援助金额太少而拒绝投票。但处理过欧债危机的德拉吉非常清楚,债台高筑的意大利已经走到了债务“爆雷”的边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后,意大利成了欧元区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将近9%,债务水平则上升到GDP的150%,规模已经累积到2.5万亿欧元,比2010年受欧债危机影响最深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四个国家的现有债务之和还高。为了能继续借到钱,意大利多次加息,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突破4%,一旦价格崩盘,危机可能在欧元区迅速传导。

从与美元的长期博弈过程看欧元

尽管有上述短期现象或因素的影响,但欧元的问题并非短期问题,需要从其源头及其与美元的长期博弈过程中理解。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对美元走强之势逆转

从欧元兑美元汇率的长期历史看,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欧元的崛起得益于新世纪以来以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大发展,而转折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回落。欧元1999年问世后,其作为被寄予厚望的新兴货币的“超调”溢价迅速回落,同年底汇率就跌破1欧元兑1美元的平价水平。2002年欧元货币开始流通后,特别是伴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全球大市场的成形与深化,欧洲经济平稳增长,中欧贸易占欧元区进出口金额比重由4%左右较快上升至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10%左右,在此期间欧元汇率也稳步上扬至1欧元兑约1.6美元水平。自此以后,欧元兑美元汇率开始趋势性下行,中欧贸易额占欧元区对外贸易占比也失去了之前的升势,直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贸易中断严重影响欧元区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总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是欧元对美元走强之势逆转的转折点。

美国在欧洲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拱火”

欧元的问题往往被归结为先天的、内生的或难以克服的缺陷。创建欧元的想法最早出现在 20世纪70年代,当时是作为深化欧洲一体化、简化成员国之间贸易并为欧洲大陆提供与强大的美元竞争的货币的一种方式被提出。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欧元区实践提供了指引。按照这一理论,货币秩序会在要素自由流动、金融一体化、开放程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趋同度、劳动力流动性及工资弹性等符合一定标准的地方自发扩展到一个最优的范围,从而构成一个经济上有效且稳定的区域。不过欧元的实践恰好是与此相反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雄心勃勃的欧洲政治家决定了要在一个范围内统一货币,在他们看来,分裂的欧洲在世界上将无足轻重,而货币联合是欧洲联合的关键的第一步。为此,他们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方式确定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同条件,如通货膨胀率不应超过最低的三个欧盟成员国的算术平均值1.5个百分点,长期利率不得超过物价最稳定的三个欧盟成员国平均利率算术平均数2个百分点,赤字与GDP之比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不得超过60%等等,然后要求相关国家以达到这些标准为条件组成欧元区。为此,学者们还提出了最优货币区内生性理论来论证实践的合理性,即一旦推行了单一货币,就可以促进各国宏观经济条件的趋同。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趋同性条件很快被群体性打破。欧元区成立后,受失业和福利支出压力影响,多数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很快超过3%,公共债务也大幅超出60%的上限,但欧洲央行对此无力阻止。

据说在达成欧元区的这个削足适履的过程中,希腊、意大利等国通过向高盛等投行购买了债务修饰服务才满足了加入欧元区的条件,留下的隐患成了引发欧债危机的重磅炸弹。等到危机发生之时,缺乏独立货币政策的危机发生国无法通过贬值等手段来提振经济从而心生不满,尚未发生危机的国家也为受到危机发生国牵连而怨声载道。欧债危机中,希腊等国还指责德国等核心国家持续存在经常账户盈余,并且将这些盈余不断通过本国银行业对外围国家提供贷款,最终让希腊等国债台高筑、难以为继;而德国则反唇相讥,指责希腊等国产出水平和劳动效率太低是失衡的根本原因,应该承担推行一系列改革来纠正失衡的责任。

美国一些人士则在欧洲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拱火”。有的智库人士表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做法将引起其他未退出的成员国的嫉妒。在退出欧元区之后,通过大幅贬值,希腊将很快重新走上稳健增长之路,“如果希腊能推行适宜的政策以快速地重建和稳定宏观经济,它或许将增长得更快更久”。另一些美国学者则迫不及待地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挽歌。在他们看来,一体化的欧洲早已不再是昔日驱动西方文明引擎并作为美国文化和科学之家园的欧洲,而是“一个在冷战之末,经由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帝国”,“欧洲正在崩溃,中国步履蹒跚,印度和巴西正在开全面自由市场改革的倒车,我们成了最后的稳定增长的经济体。新的美国世纪正在到来——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最好能为此做好准备”。

这种观点在美国企业界也得到共鸣。还是美国商业大亨时的特朗普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希望勾结在一起损害美国,因此不必为欧元区的崩溃而担忧。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特朗普也把自己的观点带入白宫并转变成政策,一边向欧洲、日本、巴西、中国等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近乎无差别地挥舞起关税的大棒,一边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建和加固阻止人们进入美国的高墙,一边号令美国从开放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若干重要领域退出,向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开放格局发起了“特朗普冲击”。

特朗普时期的欧元

特朗普2017年年初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欧元对美元都呈现升值态势,由1欧元兑1.06美元左右攀升至兑1.24美元左右,上涨了大约1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朗普上任之初并不被认为是美国的“利好”,也没有太多人把他在竞选中的承诺当真。有研究统计发现,美国总统兑现其竞选承诺的比重并不高。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只兑现了50%,小布什政府仅为17%,奥巴马政府较高也只有71%。但是,特朗普政府几乎基本兑现了其全部承诺。总之,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年之后,再也没有谁会忽视其推动“美国优先”竞选承诺的“诚意”。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欧元开始对美元贬值,到2020年4月回落至1欧元兑1.08美元左右的水平上。4月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肆虐打断了欧元的贬值进程,美国和欧洲进入“比差”模式,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更差一筹”,不仅让欧元对美元重回升势,还直接断送了特朗普本人连任总统的梦想。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评价说,“欧元区乱局并非政客的肆意挥霍,而是精英的自负——这里所说的精英是指在欧洲大陆远未具备推行单一货币的条件之前就推动欧洲从事这一试验的那些人”。欧元的“早产”是欧洲政治精英始料未及的吗?据说欧元区的创建者们早就预见到没有财政联合的货币统一将带来危机,但认为足够严重的危机才是促进欧洲国家进一步走向联邦的动力。危机之下,要么是各国行为的调整。例如,更认同来之不易的欧洲一体化并向财政联合迈进。要么是制度的退化,退回到各自为政的威斯特伐利亚欧洲。欧元区的创建者们把赌注压在了前面。吃一堑长一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重创欧洲之际,欧盟国家汲取了欧债危机的教训,迅速推出了巨额刺激计划,欧央行也部署了庞大的债券购买计划以保持较低的借贷成本,欧元区得以比较迅速应对疫情大流行的影响。这也是欧元在疫情全面肆虐之后表现较好的原因之一。

拜登时期的欧元

属于建制派的拜登接替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欧洲似乎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更大的尊重。与特朗普不管不顾的单边施压相比,拜登据说更在意盟友的感受,更强调动员和协调盟友的力量共同应对“挑战和威胁”。但是,货币地位不会说谎。拜登上台之后,欧元对美元又开始大幅贬值,贬势比特朗普熟悉总统岗位之后单边施压之下的表现还要陡峭。这一方面是因为拜登政府应对疫情的绩效比前任政府更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拜登“好言相劝”之下,欧洲盟友义愤填膺地陷入了乌克兰危机的泥潭。不仅如此,在拜登的说服之下,一些欧洲国家还表现出了对“亚太北约化”或“北约亚太化”的兴趣。

欧洲国家押注以危机倒逼联合的赌局仍未结束,欧元的命运仍是未定之数。19世纪后期,一位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曾说,“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了”。当时意大利的统一与欧盟当前面临的情况相似,意大利国内没有对国民身份饱含热情的意大利人,而只有威尼斯人、托斯卡纳人、西西里人。现在,在20年中习惯了欧元的仍然是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欧洲国家的人而非“欧洲人”。如果“欧洲人”不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欧元区的创建者们就难言在赌局中获胜。

强度适当的危机或许能够倒逼进一步的财政联合或一体化,但强度超过承受的极限则意味着更加迅猛地瓦解或崩溃。涉足乌克兰危机已经让欧元区感受到了近乎极限的压力,如果再在美国“拱火”之下染指亚太,欧洲“迅速而断然地滑向崩溃”的场景将在所难免。无论如何,欧元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试验。值此流通20年之际,值得各方报以真诚的祝福。但愿欧洲国家能给仍在成长中的欧元一个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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